1949年，汤恩伯仓皇逃往台湾，身边娇妻儿女一个不落全带上了船，唯独把给他掏嫁妆、伺候汤家二十多年的原配扔在了码头，51岁的马阿谦跑去找新政府，只提了一个要求……
1949年5月底的上海，硝烟刚刚散去。一天上午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推开军管会办公室的门，拘谨地站在门口。她身上那件灰布褂子打了几个补丁，鞋上全是泥。工作人员问她有什么事，她低声说：“我叫马阿谦，是汤恩伯原先的婆娘。”
屋里的几个干部都愣了一下。汤恩伯，那可是国民党守上海的最高长官。他前脚刚逃去台湾，他的原配怎么找上门来了？
马阿谦没等人细问，自己就把大半辈子的苦水倒了出来。
她是浙江武义人，1918年经人说合，嫁给了邻村的汤恩伯。那时候汤家穷得叮当响，汤恩伯整天抱着书本，想着去日本念陆军士官学校。家里连盘缠都凑不出，急得团团转。
马阿谦过门没多久，二话不说，把自己陪嫁的几件银饰、两匹家织布全翻出来，又跑回娘家，把老母亲攒下的一对玉镯子也拿了来。能换钱的都换了，总算给他凑足了东渡的川资。
汤恩伯去了日本，家里一摊子全扔给了她。公公婆婆常年抱病，药罐子一天都没断过。马阿谦白天在坡地上种番薯，晚上就着豆油灯纺麻线，换几个铜板买盐。有一年冬天，婆婆咳得下不了床，她一个人顶风走了三十里山路去抓药，回来时两只脚全是血泡。
几年后，汤恩伯从日本回来，靠着恩师陈仪的势力，在国民党军中步步高升。官帽一顶上，心就变了。他带着勤务兵回了一趟武义老家，把300块银元拍在桌上，冷冰冰地撂下两个字：“离婚。”马阿谦没哭没闹，只是问他：“这些年我哪里对不住你？”汤恩伯不答，跨上马就走了。
婚是离了，可马阿谦没离开汤家老屋。她照样给前公婆端水送饭，缝补浆洗，把两个老人伺候到入土。村里人劝她改嫁，她总说：“老人待我不薄，我给汤家尽的是一份心。”这一住，又是近二十年。
这期间，汤恩伯先后娶了陈仪的义女王锦白，又纳了无锡一位丝茧大亨的千金钱婉华。他官至京沪杭警备总司令，手上攥着几十万兵马，1948年还奉命将20万两黄金从上海秘密押运台湾。风头最劲时，怕是早忘了武义乡下还有个结发妻子。
1949年4月，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，汤恩伯死守上海。可到了5月，防线一溃千里，他比谁都跑得快。撤退那天，他把王锦白、钱婉华、儿子汤建元以及几房亲近的内眷全弄上了船，独独没给马阿谦递一个字。
马阿谦还是从一个远房侄子口中得到消息，疯了一样往码头跑。十六铺码头人山人海，溃兵、官太太、金条箱子满地狼藉。她拼命扒开人群，挤到趸船边，一只脚刚踏上跳板，就被一个副官伸手拦住。她大声喊：“我是汤恩伯家里人！”
副官认得她，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，但还是硬邦邦地说：“长官交代过，您不能上去。”船上的汽笛响了，舷梯收起，螺旋桨搅起浑浊的江水。51岁的马阿谦就这么被扔在了岸上，看着那艘大船在江雾中越变越小。
如今，走投无路的她站在了军管会里。她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讲完，嘴唇哆嗦着，提了一个要求：“同志，我年纪大了，重活干不动了。能不能给我个糊口的活计？扫大街、洗衣裳、烧火做饭都行，只要给我一口吃的，有个能避雨的地方睡觉，就知足了。”
工作人员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马上派人去核实情况。查下来，马阿谦确实从未参与任何反动活动，二十多年来只是乡下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。根据当时的政策，对这类没做过恶的国民党家属，一律给出路。很快，政府把她安顿下来，分到一家街道被服加工组干活。
马阿谦很珍惜这份工作。她每天第一个到，把车间地面扫得干干净净，谁的机器卡了线，她就帮着理顺。她从不提过去的身份，工友问起家里情况，她只说一句：“就我一个，没牵没挂。”她用那份微薄的工资买了米，买了菜，还给自己添了一床新棉被。
后来经人介绍，她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码头工人，两人搭伙过日子，黄昏时去外滩散散步，日子虽然清简，却落了个踏实。
而那个弃她如敝履的汤恩伯，下场却让人唏嘘。逃到台湾后，蒋介石并不信任他，只赏了个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的空头衔，实际上连边儿都挨不上。旧部门庭冷落，他终日郁郁寡欢。
1953年，他因胃病严重，远赴日本求医。1954年6月，在东京一家医院做胃部手术时，死在了手术台上，终年54岁。
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属，王锦白早已带着孩子定居美国。有人辗转把死讯传过去，她只冷冷回了一句：“报应终于来了。”
当年被丢在黄浦江边的马阿谦，没靠任何人，凭着自己钉扣子、踩缝纫机的双手，把后半辈子撑了起来。历史有时就是这样，看似被碾碎的那一个，反倒稳稳当当地走到了最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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